【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一位60多岁的村民，眼睛被炮仗炸到失明，花掉高额医疗费。然而生产厂家远在湖南，他该怎么维权？这是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上田村村民陶水根曾经的困境——懂得拿起法律的武器，却不知具体从何处着手，更不知权责应该如何界定、如何划分。

在村里的共享法庭，临安区法院的指导法官在线上给出专业分析，指导陶水根与厂家调解，远在湖南的厂家线上同意分摊赔偿金额，双方对调解协议进行了司法确认。

(资料图)

起源于临安区的共享法庭将调解指导、网上立案、在线诉讼、普法宣传、基层治理等法治服务送到了群众家门口，打造了一站式诉讼服务、一站式多元解纷、一站式基层治理的最小支点，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浦江经验”“枫桥经验”的创新。

目前，浙江省已建成共享法庭2.7万个，覆盖100%的镇街。截至今年5月底，全省共享法庭累计指导调解40.17万次，化解矛盾纠纷30.83万件，纠纷就地化解率76.75%。6月27日，浙江省高院联合浙江省市场监管局发布了《共享法庭建设与运行规范》浙江省地方标准，让共享法庭是什么、怎么建、干什么、如何管更加明确。

在杭州市临平区乔司街道的群众口中，流传着一句话：“要说理，去街道综治中心。”

位于城郊的乔司街道分布着大量服装企业，流动人口较多，劳资纠纷和经济纠纷时有发生。为此，街道综治中心开设了“劳动人事”特色服务窗口，调解员、律师、法官、街道工作人员等现场办公，合力推动解决矛盾。

已从事基层调解工作29年的杨金泉，是街道综治中心的“金牌和事佬”。今年年初，在街道从事服装生产的李先生与订货方发生纠纷。在双方僵持不下时，老杨了解到情况，对他们开展诉前调解，存在争议的权责关系被迅速厘清。调解后不到3小时，李先生顺利收到货款。

“以前，群众遇到矛盾纠纷，常常兜了一大圈、生一肚子气，有时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现在，我们把群众请到街道综治中心来，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解决烦心事。”杨金泉说。

社会治理是共富之基。浙江正全过程加强乡村社会治理，把自上而下的“浦江经验”和自下而上的“枫桥经验”结合起来，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设不断深化。2022年浙江群众安全感为99.28%，连续多年居全国前列。浙江发布省级“平安指数”，打造了政法一体化办案、大综合一体化、浙警智治等一批重大应用，全面提升数字化治理绩效。

如今在浙江，“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枫桥经验”在发展中迭代出新。通过全过程加强乡村社会治理，推广民主恳谈、“五议两公开”、村民票决制等民主自治形式，形成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自治格局。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既是产生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源头”，也是协调利益关系和疏导社会矛盾的“茬口”。浙江一方面以浦江县为领导下访接访发源地、示范点，持续挖掘经验举措；另一方面注重示范引领、以点带面，努力把点上经验转化为面上举措。“浦江经验”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在新时代依然熠熠生辉，彰显出历久弥新、弥足珍贵的时代价值，成为一个常谈常新的经验。

近期，浙江各地各部门紧密结合主题教育深化学习，深入领会，浙江大地掀起弘扬践行“浦江经验”的热潮——

浙江省公安厅将践行“浦江经验”和“枫桥经验”相结合，全力推动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第一线。对于那些较长时间得不到解决的疑难信访件，各级公安机关实行“领导包案”。公安机关相关负责人通过跨部门、跨领域统筹，着力攻坚克难。按照信访事项“接诉即办”要求，全省公安机关对初次信访的一次性办结率达98%。

聚焦矛盾化解在基层，杭州市把县级社会治理中心作为区县领导接访下访主阵地，推行市领导下沉一线接访和区县领导及部门主要负责人常态化在指定时间、指定地点公开接待群众制度，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立体式领导干部接待群众工作网络。

着眼做好边远海岛群众工作，舟山市抓深抓实“小岛零距离”视频接访，组织市、县、乡三级领导定期远程视频接访海岛群众，推动解决群众关心关切的热点难点问题……除了完善领导干部线下接访，近年来，浙江省与时俱进用好大数据和数字化手段，畅通“网上信访”，以构建“民呼我为”工作体系为抓手，大力畅通群众信访渠道，归集各类网上民意渠道3078个，建立健全网上信访接诉即办、分类办理、评价反馈等机制，实现群众诉求“马上办、网上办”。目前浙江省网上渠道信访占比提升至85%以上，网上信访已成为群众信访主渠道。

（本报记者 陆 健）